猎乡风情拾旧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作者:齐治国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5日 点击数: 字体:

鄂伦春猎人野炊(雕塑)

鄂温克人与鹿群(1984)

寒林望族

山间行猎(雕塑)

哨鹿

    尖顶木屋,桦皮“撮罗”;豪华轿车,鹿群绿野---。欧陆风情与东方神韵在这里交汇,原始部落与现代设施在这里融合。来到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乡,仿佛进入了一个具有浓郁神话氛围的神秘角落。自从2003年8月10日,11户猎民带着他们的260头驯鹿,按照政府的生态移民规划,迁出密林深处的游猎地满归敖鲁古雅猎民乡到根河市郊定居,这些过去被称为“北山野人”“林木中百姓”的大山之子,就开始进入现代城市文明健康的生活轨道。对于从完全依赖自然的原始生存状态向现代生活方式跨越的鄂温克族猎民来说,这当然是划时代的喜事。水秀山青时节,中外游人云集于此,在饱览这里独特景观之余,把酒临风,谁不想手拍大山,叩问这个最后的狩猎族群,在兴安密林深处长期艰苦生活的昔日风范?

    千百年来,大兴安岭北部山区草深林密,野兽众多。生活于其中的鄂温克族,直到建国初期还保留着原始狩猎的生活状态。据《鄂温克简史》载,鄂温克族来源于贝加尔地方,他们的祖先是北室韦和鞠部。唐代称为“鞠国”,辽、宋时期称为乌古部,元代称为“乌良哈”,明清之际称为“北山野人”或使鹿的“喀木尼堪”。 在清代以前,中原统治者对贝加尔湖和列拿河一带北方森林游猎的各少数民族,在官方文献中曾被统称为“林木中百姓”(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

    有民族史家考证,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有着相同的族源,只是后来一些在山上游猎并伺养驯鹿的部分自称为鄂温克,而在河边住下并有马的部分被称为鄂伦春。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则始终自称“鄂温克”。十七世纪中期,由于沙俄对贝加尔湖和列拿河地区的扩张,两族便开始向东、南迁徙,最后来到了根河流域的原始森林中。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故乡是雅库特州的列拿河一带,是三百年前从列拿河迁到额尔古纳来的(见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

    传说鄂温克猎民在列拿河时代共有十二个氏族,每个氏族都有酋长和萨满。迁来当时是一个大部落,包括四个氏族:布利托天氏族、卡尔他昆氏族、索罗共氏族、给力克氏族。清代康熙年间,他们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大兴安岭北麓密林中游猎,按自然河流选定各自的游猎区域。在100多年前后(约咸丰年间),游猎于根河上游的贝尔茨河和阿巴河之间的,是布利托天氏族和新分化出来的固德林氏族。这与1909年赵春芳的调查相吻合。三十年代初,这部分鄂温克猎民归伊那肯奈伊万诺维奇-- 固德林领导,被称为“贝斯特拉千”。交易地点在乌启罗夫(奇乾)。据1938年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对鄂温克猎民的调查,当时在贝尔茨河上游一带有18户猎民,405头驯鹿(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驯鹿的特殊习性,决定了鄂温克猎民必须寻找人烟稀少而苔藓、石蕊丰富的地方。根河上游的贝尔茨河网地区正是猎民游猎、饲养驯鹿的理想地方。

    鄂温克人的驯鹿最早是由捕获来的野鹿饲养而成。因它长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而被称为“四不象”。由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封神演义》里姜子牙的坐骑。孔子写《春秋》曾经“绝笔于获麟”,蔡尚思认为那个“麟”,就是东北的“四不象”。北魏大臣李敞率众到嘎仙洞祭祖,也是有“神兽”引路,才得以越过“山高谷深,九难八阻”,进入大兴安岭腹地。这种“神兽”有可能就是驯鹿。猎民当初饲养驯鹿只是作为皮、肉的储备手段,后来兼用做驮运工具。驯鹿在森林中行走敏捷,无论高山深谷、塔头沼泽都如履平地,而且它全身都是宝:乳、肉可食,皮可制革,茸、尾、鞭、筋均可入药,是鄂温克猎民除狩猎外的主要经济来源。

    狩猎,首先对地形和山势要熟悉。历史上的鄂温克猎民长期游猎于兴安密林,对这里的山川草木和物候特征了如指掌。他们能从草地上野兽的足迹和趟过的草丛,判断出野兽的种别和去向远近。其次是枪法好,起码要有80%的命中率。鄂温克人从小就跟从大人学习狩猎方法,成年后奔波于林海雪原之中,因此体魄强健,能吃苦耐劳。根据不同的地形、季节、植物分布,判断出那里有猎物,和用那种方法扑杀得到。他们熟知各种野兽的习性和生活规律,善于发现猎物的踪迹。

    猎民们从几百年前就受到其他强大民族的盘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总是让他们“岁贡貂皮”,因而他们不得不常年以捕貂为业。捕貂一般在冬季进行,发现雪地上的踪迹即行追击。如进洞穴,先堵住洞口,然后下凿一洞,烧朽木用烟熏;洞下伸进一木板,防止貂掉在火灰上毁坏皮毛。或先布网于洞口,貂畏烟出奔,即入网中。有时猎狗嗅其踪迹所在,蹲守洞口,貂出即行捕获。由于累世滥捕,近几十年来貂已近绝迹,因此很少捕到。

    猎民早年最愿捕也捕得最多的是鹿。鹿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平时在逆风的山坡上停留,行走时也迂回到逆风方向,跑跑停停,时刻观望动静和注意异味。春天是鹿的怀胎季节,肚子大跑不动,较易猎捕。夏天鹿喜在沟塘或密林深处休息,入夜出来喝水吃草。鹿喜食硷,猎人有时便用制硷场的办法捕鹿:在鹿经常出没的地方挖一个约三四平米阔、三十厘米深的土坑,用木楔在里边钻些孔,撒些盐,盖点土再泼上水。不久地面硷化,形成硷场,鹿来舔食即捕杀之。夏天多取鹿茸,称为“鹿茸期”。冬天鹿活动于高山密林中,猎人认迹追踪,长途追捕。

    还有一种驼鹿,又名罕达犴,鄂温克人称为“扎黑”。体型较大,肩脊隆起如驼峰,体重可达四五百斤,喜食树叶、小草和沼泽水下的“针古”草。罕听觉嗅觉都好,但视力差,跑的慢。夏季用人工硷场引诱罕群来食,伺机射击。秋季有时利用罕笛引诱。

    到了近代,貂、鹿、罕等已数量极少,猎人们经常能够打到的动物是狍子。狍子体形较小,但为数较多。它们听觉、视觉、嗅觉发达,喜欢两三成群活动。捕捉时,夏天常用狍哨引诱,其他季节可在早晚寻找,冬季则通过雪地上的踪迹追捕。

    熊是山林里最凶猛的动物,现存数量也不是很多。它嗅觉好,力量大,能上树。以肉食为主,也吃松子、杜斯(越橘)、牙疙瘩(兴安红豆)和老山芹。春夏熊因一冬“蹲仓”,体能消耗大变得很瘦,一般不猎取。所以最好的猎捕季节是秋冬。猎人找到熊躲藏的树洞,让猎犬在洞口狂吠,,或以木棒捣洞穴,或以石头敲打树洞,或向树洞烧火熏烟,逼他怒而出洞,猎人才好用枪射之。但猎熊是相当危险的。如不能击中要害,即使受伤很重甚至肠子冒出来,它自己塞回去仍能跃起向猎人疯狂报复。因此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对熊都非常惧怕。恐惧产生迷信,迷信伴生种种禁忌。除了上述较大的动物外,猎民们还捕捉狼、野猪、麂、獐、灰鼠和乌鸡、飞龙等。

    为了打到更多野兽,猎人们经常在野外宿营。这种野营决不是当今那些过腻了城市生活,偶尔到什么生态旅游区篝火晚会上吃饱玩够之后,又到林间持枪寻猎一番那般浪漫潇洒。当年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的鄂族人,经常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区老林中野营,条件十分艰苦。夏季有蚊虫叮咬,一旦防范不当,人畜会被蚊虫叮死,所以在宿营地必须点火熏蚊子,冬季则有严寒的威胁。还要时刻防御野兽的袭击。猎人都备有一个狍皮睡袋,轻便易携,防寒防潮。睡袋毛朝内,口部仅能露出头来。《黑龙江志稿》卷六栽,大兴安岭的林木中百姓“每以狍皮置为囊,野处露外,全身入囊,不畏风雪”。据说西方军人使用的鸭绒睡袋,就是从通古斯诸民族的兽皮睡袋上受到启发而发明的。

    猎人都养狗。这种狗都很矫健凶猛,能帮助猎人寻找、追逐野兽,是猎人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卫士。晚上宿营有猎狗守护,有一点异样气味或声响,它们都会狂吠不止,惊醒猎人采取相应行动。因此他们对狗不仅十分爱惜,而且十分珍贵。一头好猎狗要从小时即开始训练,打猎时让它跟随成年猎狗穿山林、寻猎物,只要有收获就赏它肉吃,还要反复训练它把丢在远处的野肉叼回来。让猎狗养成捕到猎物交给主人的习惯,而不是自己吃掉或者把野兽的皮毛咬坏。所以一只好的猎狗能换回一头驯鹿或一支别拉弹克枪。在他们的剪皮、剪纸艺术中,都少不了猎狗的形象。

    狩猎与农业一样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猎人将一年基本分为四个时期:农历春季二、三月是鹿胎期。此时母鹿怀胎,是猎鹿的最好季节;五、六月是红围期,也叫打鹿期;秋季是交尾期;冬季是细毛期,是猎取各种皮毛的最好季节。

    猎人常用的狩猎工具也十分巧妙。如捕鹿用的“鹿哨”,捕狍用的“狍哨”等。清代的皇家猎场承德避暑山庄附近的木兰围场的“木兰”,就是满语鹿哨之意。其实鹿哨的历史当更为久远。据《辽史》卷32:“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舔硷鹿,又名呼鹿”。朗世宁所绘弘历《鹿哨图》画面中,描绘在林中行猎的乾隆皇帝正举火药枪欲射,旁边有一官员在吹鹿哨。鹿哨一般用桦木制成,形如角,略扁,两头翘起,小头进气,用时吸而发声,鄂温克人称之为“乌力安”。在鹿的交尾期,四处乱跑,公鹿找母鹿,公鹿为争夺与母鹿的交配权要剧烈角斗。猎人进入山林,在判断有鹿的地方吸“乌力安”,发出公鹿求偶的声音,附近活动的公鹿听到声音后,以为有公鹿必有母鹿,于是边走边叫,猎人随机应变,用富于变化的音调相呼应,一唱一和,使公鹿信以为真,然后步步逼近。此时即使有母鹿陪伴的公鹿,担心别的公鹿来抢劫伴侣,也会止步静听,不轻易跑动。而母鹿为寻找公鹿交尾,也会寻声而来。猎人的办法是先射杀带头的母鹿,再杀其他的母鹿。此时公鹿仍然跟随母鹿,所以要最后才打公鹿。打犴的办法与打鹿相同,只是犴笛比鹿笛要粗大,且是吹而发声的。

    狍哨较小,大如指甲,常以嫩桦皮削为薄片折合而成,吸气发声,一般在夏季使用。狍子夏天产仔,母狍护仔。只要狍仔一叫,母狍立刻跑来守护。猎人因此用狍哨模仿狍仔叫声,引诱并猎取母狍。其他很多动物如熊、狼、獐子之类,听到狍哨声音,以为有狍仔活动,争相前来捕食,所以狍哨也能引来其他动物。

    猎人行猎,光有拟声诱捕手段还不行,还要与伪装、引诱、击打等技术相结合。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猎民常用狍头帽作伪装、用人工硷场来引诱等方法之外,主要还得靠有效的猎捕工具。他们最早的狩猎工具是石头和棍棒,后来在棍棒的基础上发明了矛。装有铁制尖头的矛使用得最为长久。后来又发明了弓箭。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中说:“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有:“东北夷无竹,以柔木为之”,“凡桦木关外产”。说明弓产生于北方。在火枪传入以前,铁矛和弓箭是当地人主要的狩猎工具。

    除手持的弓箭外,鄂伦春猎人还有一种他们称之为“阿兰阿”的地弓。它由“伯勒”(木弓)和“那勒”(木臂)两部分组成。使用时,先用木楔把木臂固定在地上,弓顶卡在臂头处,木臂后方有一孔,上系一小木棍,形如手指,称“阿鲁棍”。弓臂固定好之后,往后引弦,将弓弦卡在“阿鲁棍”尾端,然后将“阿鲁棍”竖起,上栓细绳,绳的另一端栓在前方的树上,高度与猎物胸部相当。野兽跑过撞动绳子,绳套脱离“阿鲁棍”,地弓弦收箭发,射向绳另一端方向,正好射中野兽。这种地弓,在《呼伦贝尔�狩猎》一书中也有所记载:“觅得野兽踪迹后,辩为何种,即将其弓安置其地,高与兽胸相当,并设法使野兽经过之时,必绊其弓线,绊则弩发成擒。”

    此外,鄂温克和鄂伦春族猎人常年食肉衣皮,捕猎方法还有多种。如布设套索、压拍、夹子等等。

    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养育了许多古代民族。这些民族大多数或者向岭东丘陵地区发展走向了农业,或者向岭西的呼伦贝尔草原迁徙走上游牧之路,先后离开了他们的初始家乡。坚守林下的鄂温克猎民,世世代代与草木山川互相依存、和谐共处,始终保留着淳朴、自然的原始风范。自从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鄂温克族猎民的捕猎受到限制,他们的生活得到当地政府的关怀照护。他们以护林放火为天职,精心守护着自己赖以生存的的绿色家园。

    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鄂温克族猎民独特的的生存状态和别具一格的习俗风情,正在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他们饲养驯鹿,经营的鹿制品和个性独特的手工艺产品,都深受来访者的欢迎。旅游产业收入成倍增长,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生存质量明显改观。他们身上凝结的狩猎民族的传统习性和风俗特色,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的文明瑰宝,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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