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现称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左旗（现称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鄂温克猎民，是在三百多年前从勒拿河一带的俄罗克屯迁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当时有七百余人，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该乡有鄂温克族204人，其中猎民171人。

    在历史上，鄂温克族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为“通古斯”、“索伦”等，这个民族乡的鄂温克猎民被称为“雅库特”。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鄂温克族的意愿，于1957年底，恢复和统一了原来的名称—鄂温克。

    鄂温克人由于人口少（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只有19343人），分布很广。长期以来互相隔绝，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它地区的鄂温克族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解放前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他们以游猎为生，使用驯鹿，从事着单一的、靠自然支配的、丰欠不定的狩猎生产。

    驯鹿是一种半野生动物，它的造型十分古怪，长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鄂温克语称“鄂伦”，俗名“四不象”。不论雌雄均生茸角，又叫角鹿，善于在沼泽塔头，枝丫茂密的森林中穿行，又能驮运东西，不用精心饲养，用时抓回，不用纵去，是鄂温克猎民在原始森林中游猎的动力，被誉为“林海之舟”。它既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又是难得的观瞻动物。现在该乡是我国驯鹿唯一的产地，尚存一千头左右，是国家二类珍贵保护动物。鄂温克猎民在历史上曾经役使过马，但由于马不适应森林的生存环境，被淘汰掉了。

    历史上，鄂温克猎民大体上分四个氏族，即布利托天氏族，卡尔他昆氏族、索罗共氏族和给力克氏族。后来从布利托天氏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古德林氏族。1761年他们共同的的部落长死去后，就不再有部落长了。各氏族选定自己的猎区，自愿结合在一起,分别在漠河一带、杜林河一带、激流河一带自由狩猎。

    根据历史记载，鄂温克猎民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早在17世纪以前随着父权制的确立而退出历史舞台。以血缘纽带连结起来的“乌力愣”（子孙的意思）家庭公社成为生产、消费的单位，生产资料归“乌力愣”公有，全体成员一起劳动，生活资料按户平均分配。

    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游猎时代，他们每年从山上下来几次，住在珠尔干河旁，与额尔古纳河对岸俄国乌启罗夫屯的商人做买卖，用猎物换取生活用品。十九世纪中叶，鄂温克猎民称谓“安达”（意是朋友）的商人开始进入猎区，1920年在奇乾已有十几户汉族小商户与鄂温克猎民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商品的输入对鄂温克猎民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比如，鄂温克猎民使用的火器代替了笨重的原始落后的弓箭、扎枪，大约在1903年有了燧石枪，1906年有了别力弹壳枪，逐渐又有了连珠枪、套筒枪、七九枪、七点六二枪、半自动步枪、小口径枪等。

    鄂温克猎民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州语族的北语支，平时交际以自己的语言为主。由于生产力方式落后，没有自己的文字，语汇较少，借用词较多，猎民主要借用俄语，其结果是一个统一的鄂温克民族会在一起，用本民族语言交际也有听不懂的方言。据有关资料记载他们之间“语言略差，尚能明白”。解放后，猎民学会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解放前鄂温克猎民既没有学校也没有文化，有的用木刻记事的办法，使用“符号语言”。长期以来，没有历法，不明显的区分一年四季，私有观念不强，勤劳、勇敢、憨厚、朴素。

    鄂温克猎民由于对许多自然现象不能理解，也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他们信仰萨满教，男女都可以被挑选当萨满。萨满跳神主要是为人“治病”，祈求狩猎生产的丰收等。后来受东正教的影响，在死者坟上插过十字架，举行婚礼抬过耶稣像，但是还没有完全冲击对萨满的信仰。

    鄂温克猎民喜欢唱歌，但音调单纯，跳舞和唱歌同时进行。当他们高兴的时候，在山上燃起一堆篝火，男女老少，手拉手地围着火堆形成圆圈，领唱者唱着歌曲自左向右转动，歌声由低到高，速度由慢转快，直到跳散为止。他们唱的歌词大都是怀念故乡，欢迎客人，赞美祖先打猎等，以此表达思念，抒发感情。

    鄂温克猎民的婚姻实行氏族外婚和一夫一妻制。恋爱的时候是经男女双方同意委托媒人介绍，女方父母作主方可定婚，婚礼也比较简单。猎民的丧葬没有固定的墓地，死在何处就葬在何处。他们过去是风葬，近几十年改为土葬，入殓时将死者生前所用的烟袋、杯子、水壶等物打碎后，作为陪葬之物。

    多少世纪以来，猎民住的是冬不防寒、夏不遮雨的“撮罗子”，有人叫“仙人柱”，鄂温克猎民叫“纠”。“撮罗子”圆形尖顶，上有小孔，成为自然烟囱。里面拢上火后可以煮肉、做饭、取暖，铺有兽皮可席地而坐，适合于猎民动荡不定的生活。初来这里的客人，无不被这里奇特的生活所吸引。

    鄂温克猎民的狩猎生产是围绕着一年四季进行安排的。他们从降雪到化雪期间，以猎取灰鼠为主。冬季有计划地打母鹿取鹿胎。五、六月份有计划的打公鹿取鹿茸。猎取对象主要有鹿、犴、熊、野猪、獐、狍、水獭、紫貂、猞猁、狐狸、獾、雪兔、飞龙、乌鸡等，猎民也捕捞各种鱼类。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怀鄂温克猎民，重视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52年开始帮助他们开辟新猎场，由乌启罗夫转移到阿龙山一带狩猎；更换了新的枪支；每个月发给猎民十八元的护林员补贴；免费医治疾病；建立养兽场；采取灵活的分配方式，除少部分狩猎项目实行按劳付酬外，绝大部分维持原民族习惯的分配方式，此举极大地调动了猎民狩猎生产和巡护兴安林海的积极性。生产突飞猛进，收入好似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50年，猎民每人平均收入79元7角7分，第二年就达291元4角5分，到1963，达2178元5角2分，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7年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经内蒙古自治区批准，成立了奇乾鄂温克民族乡，由昆德依万担任乡长。鄂温克猎民由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基层政权。

    1965年9月1日这一天，是鄂温克猎民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鄂温克猎民在敖鲁古雅全部实现了定居。在激流河畔，国家为猎民盖起一座座宽敞明亮的“木刻愣”房屋，35户猎民全部定了居。敖鲁古雅猎民新村屹立在伟大祖国的北部边疆，点缀着美丽的大兴安岭。定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使他们在解放后的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超越了历史上漫长的几个世纪。从此以后，鄂温克猎民结束了他们自古以来的漂泊无定的游猎生活，使极端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了彻底的改革，为开展多种经营和鄂温克猎民的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鄂温克猎民迅速地医治了“十年内乱”带来的创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主人翁的姿态管理本民族的事务，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以1982年的调查为例，在只有171人的鄂温克猎民乡，已有四十人从事各条战线工作，占总人口的23.3％，并培养出两名大学生和五名中专生，涌现出了鄂温克猎民第一代人民教师、医生、护士、兽医、拖拉机手、汽车司机，还有会计、出纳、森林警察、店员、服务员等。

    这些在旧社会被欺凌的弱小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今天不仅参加本民族的管理工作，而且还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参与国家大事。猎民子弟哈协当选为团中央十大代表；昆德依万、大妮浩先后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尼格来、玛妮、何林、古新军、阿来克等先后担任了盟政协委员；依罗当选为旗人大代表；先后有十名鄂温克猎民代表见到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56年，鄂温克猎民的首领尼格来就以猎民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国庆盛典，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1年9月3日这一天，鄂温克猎民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中共党员、鄂温克猎民何林同志为乡长。

    在贯彻中央三个一号文件的过程中，鄂温克猎民不断解放思想，以饲养驯鹿为主，开展多种经营，积极搞活，使农林猎副渔全面发展。在农业上，鄂温克猎民在汉族兄弟的指导下，学会了适应当地生产的蔬菜种植、耕作技术；新发展起来的二轻工业，为全乡的生产新辟途径，每年从利润中拿出四万元支援驯鹿饲养事业。1984年驯鹿实行承包到人的责任制，测算比承包前要多收入四百元左右；狩猎生产、皮革加工、炮制药材、家庭副业有了新的发展。1988年，敖乡与辽宁西丰县进行横向联合，开发驯鹿茸产品；1994年，又建起了滋补酒厂；1995年，上级投资60万元，从俄罗斯赤塔州引进良种驯鹿30头，防止驯鹿由于近亲繁殖引起的退化。由于生产发展，人民富裕，四百来人的猎民乡1983年储蓄十一万元，猎民高兴地说，我们日子好过了，要支援四化建设。

    现在，鄂温克猎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以改革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各项生产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作者:孔繁志(根河市人大原副主任）  摘自:呼伦贝尔市政协文史资料